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出新思想，例如人类要往哪里去？社会要怎么发展？公众要尽什么责任？医学院校尤其要贡献医学方面的重要思想，例如如何不致忘记对痛苦的回应这个医学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健康？怎样保证医学技术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作为医学“双一流”建设的院校联盟当然要助力医学思想的产生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发展生物医学不应成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依靠。美国是明确把发展生物医学作为提高公众健康根本举措的，这里有历史与文化原因，更有背后资本力量的推动。结果怎样呢？2018年美国医疗支出比重占到GDP的18%，年人均医疗支出达到9500美元，远远高出所有发达国家，但总体健康水平却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在世界各国中仅排名第34位。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最影响公众健康的是社会因素和生活方式，而创新医疗技术在促进公众健康方面所起作用有限。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要吸取美国的教训，把握好国家健康事业发展的策略。今年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方案》就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在国家的实际政策中，要改善当前国家卫生和医学科研的财政投入方向，提高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社会服务投入的比例。

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指出：临床治疗的目标是降低疾病死亡率乃至全因死亡率，但当前广泛采用替代指标作为治疗最终目标，危害很大。例如癌症治疗中将5年生存率作为指标，这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前有一定道理，因为那个年代癌症发现时多为晚期，患者5年生存率越高，说明治疗效果越好。但随着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癌症得以早期发现，即使治疗无效，但从发现癌症到死亡的时间，看上去也得到了延长；更重要的是，早期发现的癌症中包含越来越多不会进展或者进展很慢从而不致命的癌症，只要做更多的检查，乃至在健康人群中开展筛检，就会发现越多这样的癌症病人，5年生存率自然就能大大提高。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过度诊断会议上，专家们都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国家卫生健康事业中长期规划中，针对癌症只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提高5年生存率，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建议修改，把癌症5年生存率改为癌症死亡率。又比如在心血管疾病方面，将高血压和高血脂的控制水平来代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作为临床治疗目标，也造成极大的浪费，给生活质量带来很多负面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发出呼声。

第三个例子，目前综合性大学乱办医学教育的现象愈演愈烈，我们可以呼吁教育部立即制止当前诸多不具备条件的综合性大学新办临床医学教育。

第四个例子，是不是可以提出：以保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作为当前改善医学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如果抓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环节，严格控制其入口和出口质量，不仅可以保证新入职医生的质量，而且向前将对医学的本科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向后将促使临床教学医院更加重视教学，并加强临床师资队伍的建设。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部紧密合作，深化医教协同机制体制改革。

第五个例子，呼吁研究制定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学制学位制度的长期规划。我国实行“5+3”作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已经确定，但还保留一个小的八年制渠道，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等高校如何办好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非常重要。各校八年制医学生的培养模式可以有所不相同，但总体上要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否则无法评判培养质量，无法与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制度顺畅衔接，也会与学位制度发生冲突。八年制医学生到底要保证临床能力，还是要保证科研能力，还是两者都要保证？是否可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提出的各种方案，可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考察和检验，但必须把试验放到整体中去考虑，要尽快形成一个战略方针和长期的总体规划，联盟要为此开展充分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提出好的建议。此外，对于如何解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关系等等急需解决的问题，联盟也可调研并提出建议。

我想，如果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能在诸如上述有关国家医学教育乃至整个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提出新的思想，并形成积极有效的倡导和建议，那么联盟就一定能获得大家拥护，得到更多的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我希望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在工作机制和交流方式，以及年会的设计等方面能够不断创新，有所作为。

谢谢大家！

图 / 秘书处、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