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是关系群体健康的重要公共事业，公共卫生人才是构成公共卫生服务完整体系的关键要素。今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提出将18.9万名硕士研究生的计划增量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业，且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为主。可见，在当前探索如何更好培养国家迫切需要、社会高度认可的公共卫生人才，尤为必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总体上卫生人才队伍规模应与我国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相适应，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人才分布趋于合理。但在当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基层卫生领域人才短缺形势依然严峻。

首先，从人才培育方面看。

在高校人才供给方面，可以从防与治两个角度比较分析。在医疗（治）一侧，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校资源、社会资本投入都相对可观。全国共有21所大学的42个医学学科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新医科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精准医学、智能医学、转化医学等尖端领域发展。但在卫生（防）一侧，“为大众健康而立”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长期以来处于医学教育中的边缘。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健全，培养的人才素质结构不全面。人才培养缺乏大健康观念的有效整合；公共卫生领域的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割裂明显，各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科学性有待提升，公共卫生人才的职业素养、职后培训有待规范化；缺乏公共卫生学院建设与评估的高水平认证体系。

其次，从人才使用与激励方面看。

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人才评价混乱，部分地区补贴不能落实到位。在一些发达城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一线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在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城市，一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多年未招录大学毕业生，个别地方甚至没有相关专业人员。从数量上看，县以下农村地区人才短板更为突出。在人力资源相对充足的公共卫生单位，工作积极性下降、医疗服务功能减弱等问题也逐步凸显。

破解上述问题，需要政府、高校、公共卫生机构、社会各界全体合力，构建多层次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

持续提升办学质量是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改革的关键。首先，在发展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同时，应鼓励综合性大学加大对公共卫生学科的投入。其次，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要树立大教育观，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学位层次，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不同教育类型，在学术学位轨道和专业学位轨道都应该齐头并进；中学和大学应为所有学生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再次，在规范公共卫生本科教育的同时，增加公共卫生研究生的招生指标并侧重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培养，加快探索公共卫生专业博士的人才培养模式。最后，应重视公共卫生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作用。由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院等公共卫生专业机构牵头，设计适合的教学培训项目，对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人员及感兴趣的社会大众进行定期培训，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夯实基础。

针对不同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制定核心能力框架，明确公共卫生人才必须精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巧，是当下欧美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初步形成的公共卫生人才能力评价体系包括以专业技术资格（职称）为载体的能力评价体系，以继续医学教育为载体的公共卫生在职人员能力培养要求，以岗位聘任为载体的公共卫生人员上岗能力标准。然而由于推行力度不足，部门间缺乏协调，加上此前标准难以满足当下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亟须修订完善公共卫生人才核心能力标准，健全公共卫生人才评价制度，探索建立公共卫生教育资格框架体系，推动公共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标准建设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高校的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学科建设、资源投入、培养内容等方面进行形成性评价。

公共卫生人才在应急防疫中既需要纵向的专业技能，也需要横向的可迁移技能。要实现跨学科教学，在课程设置上融合文、理、医、工、经相应内容，不仅关注“技”，也要重视“道”。当前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及其他医学专业脱节现象严重，应加强预防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和尖端人才培养力度，主要支持医学类本科院校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攻关等方面着力发展。在协同育人上，应设立公共卫生教学实训平台，建设先进的实训模拟服务系统，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操作技能，能够为保障和促进人类健康提供疾病防治、健康教育及保健服务的“医学+”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从而为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智力支撑。

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更多体现的是“隐性”价值，平常很少体现出如手术治疗般的“显性”价值。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筑起了公众健康的“防护门”。提升公共卫生人员的地位，首先要提高其工作待遇，避免人员过度流失，并吸引更多人带着社会使命感加入这支队伍。在改革薪酬制度基础上，应考虑完善职称制度，提供规范化培训机会，促进人员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