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某些短板、弱项、漏洞暴露出来。这些薄弱环节在未来需要系统补强，其中，人才队伍培养是一项根本性的基础工作。针对麻醉、重症、感染、公共卫生、全科医学等学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加强学科建设、加快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改革政策。

未来，我国新增研究生招生规模，重点向紧缺人才倾斜，麻醉、重症、感染、儿科等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将大幅扩大。

“紧缺学科、紧缺人才的缺口到底有多大？人才培养规模要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些都需要国家权威部门拿出具体的量化数据。”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表示，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深化医改的有序推进，人才培养已经到了拿出完备顶层设计的阶段。“针对人才紧缺学科，现有医师结构和数量，门诊、住院、手术等每年的医疗业务量，区域内相关学科医疗服务的需求量，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出相对精确的数据。只有底数摸清了，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招生规模和层次结构。”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华西医院副院长王坤杰表示，在适度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要着力解决部分专业结构性供需矛盾的问题。“随着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大健康观’深入人心，以及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建设的需要，麻醉、重症、感染、儿科等紧缺专业的招生规模亟待扩大。这将有效引导未来医学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布局和发展方向。”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历来重视紧缺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近年来，每年都预留8%左右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向紧缺专业适当倾斜，对个别行业亟须但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科采用导师组的形式招生，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王坤杰介绍，该院麻醉学、重症医学分别自1978年、1992年起，作为独立专科建设发展并培养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感染病学、儿科学先后获批建立了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该院上述4个专业每年共招收研究生约90人，在校研究生252人，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刘玉村表示，补齐这些学科短板，不能只是在医学教育阶段“仰望”国家政策，更需要得到医院“脚踏实地的支持”。“医院的学科发展绝不能唯经济效益是取，一个地区、国家需要发展什么学科，医院管理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眼界和格局。”刘玉村说，在编制名额、人员待遇等方面，医院应主动向紧缺学科倾斜，“北大医院有着非常整齐的麻醉科、‘全国最大’的儿科，这与医院多年来坚持学科发展密不可分”。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行业最大的反思，莫过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薄弱。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国内高校掀起了一股建设公共卫生学院的热潮，《指导意见》也明确了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要求。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顾问）齐学进认为，在近年来的国内高等教育中，公共卫生专业的地位比较尴尬。“在世界各国综合类大学中，公共卫生学科与医学学科大多是平行的独立学科，而我国则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统一归属于医学类。在临床医学‘大一统’的模式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想要得到重视和发展十分困难。”齐学进介绍，根据201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其中能培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生的院校有97所，占比为3.64%。

齐学进表示，目前，医学教育领域普遍存在“重治轻防”现象。在学科建设项目等方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经常被边缘化，存在公共卫生专业规模小、人才培养数量少、专业学科结构不合理、师资队伍力量薄弱等问题，而这又进一步严重限制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此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尚未形成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的体系。

“公共卫生学科涵盖的内容很宽泛，包括环境卫生、流行病学、卫生政策等方向。目前，即使医学专业人员对公共卫生的概念也已不甚清楚，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共卫生学科的弱化。”刘玉村认为，国内公共卫生学院的数量并不算太少，但有些院校教育已经走偏了，“忽视了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的实践教学，甚至有些在专攻分子领域的科学研究”。

培养临床医学专业人员的公共卫生意识和能力，也是未来医学人才培养的着力点。王坤杰表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将全力推动《预防医学》课程教学改革，适当减少理论讲授学时、增加见习学时，进一步优化实习教学计划，加强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合作教学，增进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对公共卫生体系的理解，增强其公共卫生实践能力。

近年来，加快全科医师培养一直是卫生健康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指导意见》明确，逐步扩大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中央财政继续支持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养本科定向医学生；3年内推动医学院校普遍成立全科医学教学组织机构，加强面向全体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全科医学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2009年年底，我国约有6万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的执业（助理）医师，仅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5%；即使到了2017年，我国全科医生数量也仅为25.3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7.5%，远低于国际上30%～50%的平均水平。

王坤杰表示，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需要更多合格的全科医生来做分级诊疗的“守门人”。全科医学教育可以让学生掌握全科医学的特征和规律，同时让选择成为专科医生的医学生懂得“全科医生—专科医生”协同工作的模式和意义，“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医学生选择将全科医生作为未来执业方向”。

2010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面向中西部农村地区，我国启动实施了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这成为现阶段为中西部农村基层培养引进高质量全科医生的重大举措，定向医学生的年招收培养规模从约5000人逐步增长到约6500人，增加了近30%。自2010年以来，项目共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免费培养了5万多名本科临床医学生，平均每家乡镇卫生院有1.7人。从2018年开始，每年有数万名全科医生到农村基层医疗单位履约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医学院校和其他普通高校一样，应该建立完善的基层教学组织，落实课程建设、师资培养、教学质量监控与提升、教学研究与改革等职能，全科医学作为临床医学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也不例外。”王坤杰表示，成立全科医学的教学组织机构，即全科医学教研室，对于支撑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十分必要。

刘玉村特别强调，无论是临床紧缺学科还是全科医学、公共卫生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除了在“入门”的院校教育阶段扩大招生规模、严把教学质量外，国家更应该在“出门”的就业阶段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打开职业生涯之门时，是春光灿烂还是凄风苦雨，是影响他们能否坚守行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