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公共卫生学科火了。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先后在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方面推出举措，着力培养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应急方面的人才。

在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国清看来，当前各级公共卫生机构普遍面临“绝大多数优秀公共卫生毕业生不首选公卫机构”的尴尬。这不仅仅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与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相对脱节的问题，更是因为“当前疾控系统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作为高校公卫教育工作者，胡国清与团队成员全程参与了湖南省疫情防控数据分析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如何破解疾控系统公共卫生人才荒？如何提高突发疫情的响应能力和处置效率？就此南都记者专访了胡国清。

南都：这次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领域、疾控系统人才荒的问题，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胡国清：国内不同层次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高等院校加起来有90多家，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培养过程也存在一定问题。

医学院校从卫生部门划归教育部门管理后，公共卫生学院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类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的联系明显减少，实践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高校培养目标和用人单位需求脱节。

例如，最近几年教育部加大了公共卫生专业硕士研究生（即公共卫生硕士，MPH）的数量。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但从学生就业情况来看，近几年我们每年都会碰到一些地方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只认科学学位不认专业学位的问题。

这是极其荒谬的事情，既然教育部已经同意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那么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就应将其与科学学位研究生一视同仁。然而，现在矛盾都聚集到学院和学校，近几年都有学生来找学校哭诉这一问题，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是提供证明，但有些用人单位仍不认可。

因此，政府应做好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学生就业时连最基本的报名资格都没有的事情发生。

南都：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当前的培养模式存在哪些问题，还需要如何改进？

胡国清：在公共卫生人才教育上，传统教学还是以预防医学为主。预防医学偏向医学和自然科学，目前国际上对公共卫生的定义更为宽泛，比较重视管理和政策。当然，公共卫生并不排斥基础研究，但其核心目的是利用多学科知识产生解决重大健康问题的举措，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增进公众的健康。

我们应加强公共管理、政策制定、沟通和协调方面的教学。在公卫领域仅懂专业还不行，专业人员的任务不仅仅是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还要帮助政府将解决方案转化为落地的政策，并提出推动政策实施的策略。这些工作都需要与各类人员打交道。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在组织、沟通、协调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培养非常薄弱。未来应开设一些课程加强培训，我们学院准备在现有培养计划中适当加强相关课程的分量。

我国公卫专业的本科生都经过了严格的临床技能培训，不比临床专业学生差多少。学生毕业之后尽管不能行医，但其扎实的临床基础对开展公卫工作非常有帮助，这个优势需要保持。

考虑到大多数公卫专业的本科生未来不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考虑适当减少公共基础课程的学时来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

南都：我们关注到，教育部已明确今年硕士研究生扩招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专业倾斜。

胡国清：这是一个好消息，意味着招收的公卫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增加。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仅靠增加招生指标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卫生机构人才短缺的问题，政府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如：同学们毕业后愿意到公共卫生机构工作吗？各级公共卫生机构有空缺编制用来招人吗？

疾控系统人才不足，不仅是培养环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前用人机构吸引不了人才，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目前疾控机构待遇普遍较低。

另外，很多疾控机构编制不足、非专业人员占用编制，缺乏空缺岗位招聘公卫专业的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南都：最近，清华大学成立了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南方科技大学也宣布与深圳卫健委等合作共建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你怎么看待这种共建、校企合作的模式？

胡国清：这种现象改变了既往以政府投入为主办学院的模式，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应该鼓励。但如果只加强人才培养而不改变前面提到的其他问题，将来还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非公共卫生机构，如：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企业。

我认为，此类学校可考虑将新建学院定位为高端智库，重点考虑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而不是每年培养少数的毕业生。

这一点可以参考全球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运行模式，该学院的运转主要靠社会捐赠和各类科研项目包括的间接经费。该学院研究范围非常广，既有政策研究，也有基础研究，所研究内容全是全球或全美民众比较关注的重大健康问题。

南都：也有观点认为，疾控做得越好、重大疾病等问题越少，反而会导致这支队伍越不被重视，你怎么看？

胡国清：如果绩效考核角度过于片面，确实可能会出现此种问题。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考核办法时一定要考虑：各级疾控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核心的业绩考核指标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做得越好就是自毁长城吗？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价值导向。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居民人均出生期望寿命增加了几十岁，主要原因是我们真正加强了公共卫生队伍的能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疾控是落实各级政府疾病预防职责的专业技术机构，疾控的工作干得越好，老百姓就越少得病。

这需要各级政府改变管理理念，在制定公共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办法时充分考虑此问题。各级疾控机构不仅要贯彻自上而下的各种工作任务，更要帮助政府部门针对当地重大健康问题出主意、想办法。

南都：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哪些不足？

胡国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应急预案中的应急响应和日常准备不够细致。现有预案总体框架比较成熟，但在一些关键点上缺乏操作细则。

比如，疫情非常严重时，应急防护物资供应却跟不上。这说明现有应急预案对类似新冠肺炎这类传染力极强的新发传染病，常规的储备能力是不够的，仍要依靠各地应急指挥部紧急动员企业扩大生产来满足实际需要。

这次疫情也暴露出应急管理的平战结合存在问题。假如再发生一次类似的疫情，我们能否依赖现有医疗机构就能完成临床救治工作，而非投入大量经费紧急建设方舱医院？政府应急预案中是否包括了紧急情况下扩增临床救治能力的方案？

此外，全国各地面临的重大突发事件风险不尽一致，除新冠肺炎这种很少见的新发传染性疾病之外，还有各类危化品、生产事故、自然灾害、重大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等造成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的日常准备、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明显不同于传染性疾病，都需要有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各地政府应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戒，重新审查各自的应急预案，结合当地的风险分析结果完善应急预案，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及工作流程，实现以应急预案指导日常准备和应急响应的目的。

南都：如何做好应急能力的日常准备？

胡国清：日常准备不是简单盖房子。例如，一次性花很多钱购买应急物资，若没有疫情发生，这些物资就可能就会过期而造成浪费，SARS事件后个别地方曾出现此类问题。

平时的物资储备要灵活，把钱花在刃上但又不浪费。政府可与防护物资生产机构签订协议，明确在紧急情况下先停下其他生产优先满足应急物资紧急生产。让企业提前做好准备，而非临时动员。政府可考虑将一部分医疗应急物资储备与医疗机构得常规消耗结合起来，尽量避免物资过期造成的资源浪费。

平战转换机制也很重要。政府部门、各类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制定由正常工作状态向应急响应状态转换的细则，既要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和有效的响应，又要不影响常规重要工作的推进。

特别是，政府应急预案中要明确如何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增各类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医疗救治的能力。例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呼吸科医生和重症科医生的大量需求，平时应提前做好相关专业人员的储备和紧急动员程序，一有需要，就可马上动员。

从学生培养角度看，政府可以考虑让医疗专业的学生参与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工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发生的情况下，现有医护人员数量可能无法满足需要。

我国医学生招生规模不小，高年级学生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政府部门可考虑未来允许高年级医学生作为后备人员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临床救治工作。这既能解决紧急情况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又能很好地锻炼学生，增加他们的专业使命感。

虽然学生安全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一定风险，但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此风险是非常低的。在安排具体任务时，可考虑让有经验的老师带领同学们参与一些风险相对较低的工作。

在组织协调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处置中中央政府提出的联防联控机制非常有效。建议考虑将这种机制纳入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乃至法律法规，使其成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常规作法。

要让每一个跟疫情处置有关的部门、机构和个人平时就熟悉各自的工作职责和程序，这可通过日常演练予以强化。

理想的情况下，一旦突发事件的严重性达到启动应急预案的触发标准，政府部门即可宣布启动特定级别的应急响应。此时，相关部门、机构和工作人员就可按各自职责有序响应。这样不仅能显著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更能降低因响应混乱造成的资源浪费。

南都：在SARS之后我们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这次疫情应对中信息采集暴露出哪些问题？

胡国清：这两个系统的建立对我国信息采集有很大帮助，正常情况下能发挥早期预测预警的作用。但如果疫情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扩散，这两个信息系统就无法完全满足政府决策对数据的需要。

目前这两个信息系统并未采集应急物资、医疗救助、人员移动、教育系统、交通系统、民航系统、密切接触者、医学留观人员、疑似人员等信息。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这些数据信息全靠临时采集。由于缺乏标准、规范和技术平台支持，数据采集效率比较低，缺乏很好的质量控制，致使不少临时采集的数据质量不高，无法支持政府决策。

南都：有可能进行优化吗？还是另起炉灶再搭建系统？

胡国清：我不建议另起炉灶再建一个信息采集系统。事实上，传染病发展到大规模流行的概率非常小，没必要专门建立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来常规采集应急响应决策所需的相关数据，这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但政府需要考虑整合现有信息系统，特别是公共卫生系统现有的信息采集系统和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采取措施提高数据采集的质量，实现相关信息系统的数据匹配。

目前公共卫生系统内部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就有几十个，有必要在满足主要工作的前提下整合这些系统，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建议政府部门规范医院信息系统，可考虑将已建立的病案首页标准扩展为医院病案标准，建立不同医疗机构数据兼容的标准。特别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有必要建立关键数据融合平台，将相关数据链接起来，提升数据服务决策的能力。此项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部门需要提前建立统一的专业采集规范、应用平台技术标准和数据管理架构。

此外，为应对未来再次出现疫情大范围播散的紧急情况，政府部门可考虑在常规信息系统之外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其他相关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提前为未来应对类似重大疫情做好技术储备，如：社区层面、交通部门、检验检疫部门、教育部门、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和机构需要紧急上报信息的标准和报告流程。

及时、准确、完整的数据对于科学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关重要，可为早期采取措施赢得宝贵时间，明显提升应急响应的效率。

这些“软件”的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对于提升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非常重要，建议疫情后政府部门应尽快推进此项工作。

此外，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网络的底部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报告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员完成。建议各级政府在对医疗机构的经费投入中明确列出国家法定信息采集项目，并加强对此项工作的考核，以确保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时、准确上报相关信息。这将是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