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学不仅仅是科学，独特之处在于其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属性。所以，医学不应该只是在生理上减轻人类之病痛，更应是一种情感与人性的表达。人文关怀对于缓解病人心理冲突、解脱身心病痛有着医药所起不到的效果。只有将深厚的人文精神融入医疗实践，才能驾驭医学科学发展的方向，因为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医学要健康发展，需要以人文精神引导医学走向，以科学精神丰富医者思想。尽快修复文理发展的严重失衡及文理交融的欠缺，抑或是医学科学技术飙升与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关键。

20世纪以前，医学发展相当缓慢，医生诊疗疾病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多是凭借有限的经验和药物在实践中摸索。随着人体解剖学的问世以及显微镜、Ｘ线和ＣＴ等一系列先进医疗技术成果的诞生，医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涌现的各种诊断仪器和医疗设备为疾病的诊治提供了很多有效手段，使先前主要靠医生个人经验的医学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大大延伸了医生的眼、手与脑的功能。实验医学的开启，更加快了经验医学向现代医学迈进，医学在许多疾病面前显得有所作为，人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医学实验研究。

借助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了诸多突破，以致于承载了人们获得健康和驱除病魔的所有希望。诚非所愿，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没有增加患方的满意度，反而使医患矛盾加剧。人文精神被淡忘和忽略，医学与人文也开始了分离。“现代医疗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并造成更大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应该正确评估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能盲目夸大。”高昂的医疗费用令低收入者望而止步，慢性病和不少其他疾病的防治还不尽如人意，对患者的冷漠等等。这种医学的尴尬和无奈，不能不让人叩问：当下的医学到底怎么了？

尽管医学技术进步已付出了很多沉重的社会代价，尽管现代医学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和“弊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咒骂医学，更不能让医学科学止步。科学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在其发展中也难免出现种种负面影响，只能依赖自身的进步和向医学科学注入人文精神才能逐渐解决。正如萨尔顿所说：向科学注入人文精神。唤醒科学不要忘记人和爱，不要忽视自身得以存在的根本。这正是弥补和抑制科学负面的坦途。

大量证据表明，只有向医学注入人文精神，医学才能走出自己的阴影。现代医学可以用手术刀解剖人体无限细微的结构，但任何先进的手术也解剖不了人的心灵；脑科学可以揭示人脑的各种功能，但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制造人的思想；各种免疫制剂可以使人避免某种病菌的感染，但任何强大免疫制剂都不能抵制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干扰；威力无比的药物可以使种种病菌屈服，但它无法代替宽慰的心灵给机体带来的修复与安宁。

科学技术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已成为共识。“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就更大了，科学技术本身是双刃剑，用对用错全在拿剑的人，人的意志、意向、意愿、意图都决定于人文取向。科学的负面影响是因人文精神的欠缺，要靠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姻合作才能解决，科技用在哪里是人文决定的。”著名科学史家萨尔顿曾说：“要想使科学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尚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愿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有关的。每一项科学成果都是博爱的成果，都是人类德性的证据———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人文科学截然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

医者承担着普济苍生的重任，不仅要提高医疗技术，更要反躬自省，不断修炼自身的人文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惟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医学的本质。医疗行为不仅能体现医者的医术高低，更能折射出向善大爱的人文情怀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面对生命，医疗技术的局限和无奈常常在疾病和死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医学不是神话，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医生的技能往往滞后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医疗技术的有限和疾病的复杂及新发往往交织在一起，恐怕在较长时间内有不少疾病还是难以攻克。但是，技术之外，帮助和安慰不单是人性的传递和情感的表达，这种人文精神的强大作用虽难以用目前的科学知识解释清楚，但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科学从哪里来？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科学家的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深厚的。为什么科学家的造诣达到一定深度之后，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就是人文的因素。”医学是包含极大人文精神的科学，若是抽去了医学的人文性，医学的本质属性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尽快改善或修复文理发展的严重失衡及文理交融的欠缺，可能是医学科学技术飙升与人文精神和谐发展的关键。

面对迅速发展的医学技术，有的医生试图以技术来解决医学的非技术问题。认为医学科技可以征服所有病痛，人的器官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任意更换……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对医生的诊疗行为冲击很大，使其把更多的时间耗费在实验室，更多地注重躯体问题，更多地注意患者的病，而忽视了得病的人，忽视了与病人床边交流，忽视了耐心倾听，忽视了病人的情感，忽视了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两者既不可或缺也不能相互替代，而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只看到病人身上的自然科学性质，而忽略了医学人文特性。忽略了医学研究的整体观念，只见病不见人。因而有人认为，医学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危害。

有人认为科学可以征服一切，科学无所不能，因此在科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成了技术的附属品。许多就医者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医生三言两语问完，首先开出的是一大把检查单，让病人先到机器前过一遍。过分依赖尖端技术，把疑难病甚至一些常见病统统先交给这些精密仪器，异想天开地认为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其实，这些设备的功能毕竟有限，真正灵验的是医生的思维。大家知道，有经验的医生问病史可以提供50％以上的诊断信息，查体征可以获得30％的诊断信息，临床辅助检查仅能提供20％的诊断信息。当然，对于不同水平的医生上述比例可能有所差异，但这足以说明详细了解病史和细致的体格检查对正确诊断的重要价值。

无论医学如何发展，“设备依赖”和“技术至上”都是危险的。因为医学是人的科学，离开人医学就失去了灵魂。不要因为对高新技术的盲目信赖，而忘记人，忘记医学的本质。有人指出，现在的医学是技术医学，医院到处都是面孔生冷的仪器，甚至有人片面地提出“三片”（药片、铁片和瓦片）万能论。“药片”说的是药物；“铁片”指代的是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瓦片”意为医院的大楼。这“三片”仅仅代表了医院的硬件设施，只是诊治疾病的一部分条件，绝非医疗工作的全部。医疗水平的提升关键是大师，大师不仅能带出一支在医教研工作中善于摸爬滚打的队伍，而大师的大思想、大智慧、大境界，才足以悬壶济世，维护医学之神圣。

现代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拉长了医生与病人的距离，个别医生越来越不愿倾听病人的诉说，而是过度信赖仪器设备与实验室检查结果，过度依赖药物与手术，越来越忽视病人的心理行为因素。把高级、复杂的生命现象当数理化的简单公式推演，视生动各异的患者如千人一面的客体，将医患互动异化为书本与模型的生硬对接。偏执和教条浮现，工具理性抬头。猛回首，才发现离人远矣！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所应付出的代价。“这种片面的，失去了人的感性光辉的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称作把人淹没在物质中的近代‘纯粹的唯物主义’。”它从抽象的物质出发，把人当成了“机器”，完全忽略了人的能动性，甚或出现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院分科过细，以致出现“专科医生面对的只是一个器官甚或某个器官的一部分”，只看局部不顾整体，忽视了标本兼治，忽视了整体医学，忽视了与病人的交流，忽视了治病先“治心”这一重要原则，结果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医学的扭曲或异化不得不遭受更多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也出现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兰德公司曾做过一个调查，对当时美国的医疗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有50％的剖腹手术、27％的子宫切除手术、20％的心脏起搏术都是可以避免的。美国人也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而英国的类似研究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盲目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若想得到正确的诊断，就遵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William Osler的教诲：“如果你认真倾听你的病人，他们会告诉你正确的诊断。”

科学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土地的沙漠化、物种的减少、资源的破坏和对精神追求的淡漠。科学非但没解决人性的善恶，甚至出现了高技术恐怖事件，这些都不是科学技术能解决的。真正懂科学的人不可能说科学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只有不懂科学的人瞎宣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时候，才说科学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三、医学科学实验与伦理

人类的医学科学实验必须与伦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否则，就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在二战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中，德国纳粹分子借科学实验和优生之名，杀死了600万犹太人、战俘及无辜者。他们的生命被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纳粹分子称为“没有价值的生命”，从而受到非人的践踏。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同样惨无人道，灭绝人寰。参与这些人体实验的除官员外，也有很多医学教授和高级专家。有些罪人已被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并为此于1946年制订了国际上进行人体试验的行为规范———《纽伦堡法典》。然而，现实依然严峻。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011年8月29日公布的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截至1953年底，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该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根本“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另外，手术戒毒、克隆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干细胞技术、器官移植、人工授精、代孕技术等现代医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伦理学问题。

四、医学人文轨道

人文知识在医学教育和医学学术中的短缺，已严重地制约着医学的健康发展。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医学的宗旨是治病救人，是增进人类的健康，所以医学也被我国古代医学家称为“仁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则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有人指出，“技术与人文是医学的两翼，两者不可或缺。医学的结构恰似一个‘人’字，一撇是技术的医学，一捺是人文的医学。只有技术与人文相辅相成，才能写出美好的‘人’字”。若医生盲目依赖和崇拜技术，只注意患者的病而忽视得病的人，把病人仅仅当成一个疾病的载体、一个病菌的容器，那不仅背离了医学的根本，更显示其狂妄和无知。著名教育家杨叔子院士曾说：“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将永远愚昧落后；没有人文教育，人类将坠入科学进步带来的文化黑暗及全社会灭亡之中！”美国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W. Osler）说：“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人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可见，只有将深厚的人文精神融入和指导医疗实践，才能主导医学的科学发展，才能驾驭医学的方向。因为，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只是残缺的人文精神。

医学不仅仅是科学，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所以，医学不应该只是在生理上减轻人类之病痛，更应是一种情感与人性的表达。《黄帝内经素问》中“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古训，充分体现了先人对医学人文属性的深刻理解；而希波克拉底誓言更阐释了西方医学的人文传统———“知人事”，就是要懂人间事，食人间烟火，这就是人文。医学人文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交融。美国学者佩里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说：“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医学人文最科学、最朴实，医学高度的人文性特征不能浮于呐喊，而是要深入骨髓，融化在血液里持续地流淌，滋养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使其显现在医学行为中。治病救人不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还关系到人的生命价值不只是活着，而是要在保证生命质量的基础上，维护好个人的尊严，实现其人格价值，达到身心健康与幸福。所以，医者在诊治疾病的同时，要在“知人事”的涵养上下功夫，这才是以人为目的的医学人文轨道。

五、从医学教育着手，促进医学健康发展

研究显示，人文精神对于缓解病人心理冲突、解脱身心病痛有着医药所起不到的效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不仅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更需要对病人予以关怀和照料。因此，医学要健康发展，首先应在医学教育中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发扬光大，并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德资源非常丰富，“仁学”和“人文”，内涵都体现了同情人、关心人和帮助人的人文精神。医业，发于人，围绕人，而又止于人。其施方和受方，即医生和患者，如果都能被作为丰富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理解和对待，才是医学之理想境界。

当然，医学人文也应摆脱那种空洞的说教和不着边际的批评，无论大学、医院和科研院所，都应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密切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交融。医学人文可以作为医学生的一门必选选修课，或在各学科的教学中增加相关内容。解剖台上停放的不只是冰冷的物质实体，而是逝去的生命，如今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无怨无悔地将躯体奉献于医学，为表达敬畏之心，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恭恭敬敬鞠躬后才进行有关实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医学院校要调整单纯以技术为主线的灌输式教学法，巧妙融入医学人文知识。至于医生和有关人员，可在继续医学教育或专题讲座中贯彻，方法可灵活多样，但一定要避免不切实际的空谈，哪怕慢慢地向前走。因为，医学的走向和医学人才的培养，更需要以人文精神引导医学走向，以科学精神丰富医者思想，才能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交融。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讲：科技必须辅以人文社会科学，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各种的情况不同，交融的过程也不会一样。但是，在21世纪，文理交融是学术发展前进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医者还是社会各界，都应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理解医学的局限，理解医学的困惑，切不可将非医学能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有意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发泄到医学的有关方面。愿大家一道努力，共献良方妙策，破解医学发展中的难题。

诚然，“文理交融”对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系统的医疗教育改革重任，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来源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3年22卷7期，577-580